首次操作行程启动后，在参与者不知晓的情形下，研究小组开始注射阿片，旨在观察（实验对象）不知情或（研究者不了解其对治疗的）信任水平的情形下药物效力。这样，原来的平均评估疼痛程度从位于66这个刻度下滑到55这个刻度上。
然后研究者告知志愿者：给予（镇痛）药物注射（但实际上未作变化，志愿者继续接受同剂量阿片）。这时平均疼痛率继续下降，到达39这一刻度。最后，在研究者的引导下，志愿者相信已被停药；研究者同时警告志愿者疼痛可能加剧（实际上并未作变化，仍以相同方式继续给药）。结果志愿者疼痛强度提高到64。也就是说，其疼痛水平跟实验开始时未接受任何镇痛药时一样。
研究者运用大脑成像来确认参与者有关疼痛减轻的报告情况。核磁共振扫描显示：大脑痛觉网络会根据志愿者每个阶段的期望水平作出不同范围的响应，与志愿者所报告的疼痛程度相吻合。这就表明，志愿者心中期望水平变化时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痛苦经历，尽管镇痛剂的给药水平始终恒定。
特雷西教授说，这些研究结果已从一小组健康的志愿者中观察到，其效应由短时、非持续的（针对参与者对疗法的信任及期望水平的）调控所致。关键是在任何治疗中都不能低估这种信任（期望）效应的力量，医师需要掌握调控的具体方法。
临床实验设计方面也有一些启示。临床实验常常设计为候选药与安慰剂的对照实验，以观察候选药是否优于安慰剂。“应该控制实验对象对任何临床实验的（信任）期望效应。至少必须使负面期望最小化以保证实验中的药物的效力未受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