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间，我们关心的人变成伤害过、排拒过我们的人：“我早就知道不该信任你。你跟其他人一样。我会证明你这样对我，接下来就有你好看的了。”更糟的是，我们采取责怪和侵略为报复手段，也会触动伴侣的警铃，致使他（她）以防御和侵略回应，结果可恶之人的故事看起来更合理了，冲突由此加剧。
譬如一个女人一天下来又忙又累，晚上爱人很亲密地凑近她，但她没有照他希望的作出响应，于是爱人就视她为与自己生命中所有没有反应的人一样——从他母亲算起，太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对他没半点兴趣。于是他突然冷了下来，说了些难听的话。他身不由己地产生这样的情绪，意识不到自己眼中根本没有伴侣，而是由于陈年老伤，将可恶之人的形象投射到她身上。事实上，她也许很看重他，也重视他们的亲密关系，但他现在看不见，因为他让过去可恶之人的影像占据了觉知的银幕。
一不留神，过去对可恶之人的怨气就一股脑蹦到生命里来。马路暴力是另一个常见的例子。为什么一个大好人在方向盘后面突然变成怪兽？当没有面孔的驾驶人切到你前方，便代表所有不关爱你的人，你按喇叭、吼脏话，让这个人知道你不要再忍受下去了。
我认识一位心理治疗师，他说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开车上班，驶入一个停车位，而迎面来的另一位驾车人也盯上了那位子，于是他猛按喇叭，头还伸出窗外，打出不文雅的手势，结果赫然发现他吼的人正是他的心理治疗师。不消说，下午他们想必有一场有趣的咨谈。
现代战争就如同马路暴力，是觉得别人对我不好而发泄陈年怨气的工具。尤其是科技作战，人对人的接触很少，更可以将可恶之人的形象投射到没有脸孔的敌人身上，将敌人妖魔化。由于一般大众普遍郁积的怨气心态，战争得到广泛支持。人们在那些战争说辞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觉得自己重要。我不觉得自己得到适当的认识、尊崇、敬重。我没得到我应当得到的。我真生气，我要告诉那浑球，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会叫他好看。”两个国家交战之际，一个民族可能用炸弹、飞弹来弥补深层的无力感、无助感、挫折感，如果一路上溯，这其实植根于内心的创伤。
在人我关系上，潜意识中可恶之人的形象让人过分放大伴侣之不能齐心同调，并对此反应过度，同时缩小和忽视对方确实爱他们、照顾他们的事实。不满的一方往往会抱怨，受恫吓的一方往往会以撤退来避开强力攻势，丹和南希就是这种情形。
多年来南希抱怨丹不爱她，而丹为此防卫自己。后来丹从我们的咨谈中学到要多陪她、多注意她。我已经无数次目睹这种情况，退缩的一方终于走上前去面对抱怨的一方，这是美丽新时刻，我深受感动，甚至想：“哇！太好了！他（她）终于甘冒危险走上前了。”但令我失望的是，抱怨的一方简直没瞧见！
有一次丹对南希柔情有加，但她坚持牢牢抓住怨气：“我不相信！你不过是做个样子，我就不信你出了办公室大门还能对我这样。”她的顾虑可以理解，但她这样讲也等于拒绝丹接近自己，以使她的抱怨有理。
这是怨气心态可悲的地方：它关闭了爱进入我们的通道，阻断了爱疗愈和再生的力量。我们许多人多少都和南希有一样的问题：“我没有感觉被爱”终于硬化成“我不信任爱，不能让爱进来”。对爱敞开心胸太具威胁感了，我们心里觉得不踏实，于是将自己密封在盒子里。而最后一步是用责怪、非难来掩护情绪的脆弱：“你没真的爱我……你不知道怎么爱……”
于是怨气弄巧成拙，不但自己对爱关闭，还赶走别人——我们抱怨的对象。南希视丹为可恶之人，觉得他不能全心为她好，引发他产生内心的惊吓：他不值得爱，他不可爱。这带来羞耻和自责，使他更难以对她开放心胸。他在退缩的态势下，难以付出什么，结果他付出愈少，南希愈觉得抱怨有理。同时，丹也将可恶之人投射在南希身上——她就是难搞的人，很难感化。这就是怨气何以一律变成自行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的缘由。
美国精神病学家维米克•沃尔坎（Vamik Volkan）研究这种心态何以在几个特定的种族和国家当中运作，发现那里的人们从历史错误和压制出发，视自己为受害者。沃尔坎用“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来形容这种现象，某个族群从选择性创伤的镜片后头看世界，不断巡望来自其他种族的危险和威胁，这使他们产生防卫和侵略行为，由此触发另一种族的恐惧、憎恶以及敌意反应，于是该族群更加肯定当初的看法：世界的确不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