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里，女性嫁到夫家后，对于娘家来说，已经是一盆泼出去的水。姓名被改变，或是只保留娘家的姓氏，变成“王李氏”、“张刘氏”，或是本名前冠以夫姓，成为夫家父子轴上的一个配角。娘家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家，为父母养老送终的真情表达受到了限制，而夫家也还不是自己的家，要对陌生人生出真有之情并非易事。因此，媳妇处在卑微的地位上，一熬就要几十年，直到成了婆
为什么婆媳关系不大容易相处和谐呢？有的研究者依照弗洛伊德的思路，从婆媳对儿子兼丈夫的情感占有欲及“恋母情结”等角度去解释。当我们尝试用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去分析时，又会得到什么结论呢？
婆媳双方常常一方强调真有之情，另一方强调应有之情，结果两方都不满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在对各种人际关系分类时，会采用一个双维度的标准。一个维度是关系中两个人身份角色的距离，一个维度是关系中两个人的真情交换和义务履行的均衡。
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父母儿女以血脉相连，在以父子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里，亲子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而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相形之下其重要程度都会弱一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些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由角色身份固定下来的。因此，我们对这些关系在情感表达上就形成了各自的区别。
对此，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等差之爱”。意思是说，在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手足之间都有来自角色身份规定的情感。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应有之情”。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伦理规范，也有不同的情感类型。
此外，抛开身份角色来说，当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交往，就会形成恩恩怨怨，以及对于一个人的爱憎好恶。比如说，当我们非常崇敬自己的父亲时，除了有一种儿女对父亲的敬重之外，还会因为他的个人品德而佩服他，有一种超越亲缘身份的评价。这就是“真有之情”。一般来说，在家庭生活中，由于家庭成员不仅有很近的血缘关系，而且还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同时具有最切近的应有之情和最淳厚的真有之情。
当原本没有亲缘关系，“本不是一家人”的男女，由于相爱“走进一家门”的时候，主要是被“真有之情”推动的。婚姻不仅带来了夫妻关系，而且也带来了一大串家庭关系身份，新娘子一下掉进了一张关系网当中，需要四面应付。婆媳关系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对于媳妇来说，婚前与夫家的人一般交往比较少，所以，对丈夫是真有之情，而对公婆和夫家其他成员就只有应有之情。
应有之情只是一种根据角色规定的情感，例如传统伦理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这种义务之情由于仅仅是义务，很容易让人言不由衷或敷衍了事。媳妇心里会想，我们之间没有交情，我不是你从小带大的，因为结婚，我就要对你百般照顾，我自己的父母我还没来得及孝敬呢，能做到现在这样我就很不错了。婆婆心里会想，你在我家里出出进进，就是一家人了，你应该像个儿媳妇的样子啊！一方强调真有之情，另一方强调应有之情，两方都不满意。
当婆媳双方混淆了婆媳关系与母女关系，会因为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预期而渐生不满。然而，抱怨婆婆的媳妇或抱怨媳妇的婆婆常常忽视一个现象，那就是无论婆婆还是媳妇，她们的母女关系一定比婆媳关系要好。被儿媳妇看作是“恶婆婆”的人，却对她们自己的女儿疼爱有加，在她们的女儿眼里，“母亲”、“娘家”都是无法替代的情感港湾。反过来，被婆婆认为不懂孝顺的媳妇，却总是对她们自己的母亲时常惦念，关怀备至。
婆婆看到媳妇与自己的儿子结婚，走进自己的家，就会本能地形成一种预期，那就是儿媳妇应该像女儿、儿子那样对待自己。可是往往儿媳妇因为缺乏“真有之情”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儿媳婚后改口称婆婆为“妈妈”，也会本能地将婆婆的行为与自己的母亲相比，形成婆婆应该像母亲这种预期。当双方混淆了婆媳关系与母女关系的时候，往往会因为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预期而渐生不满。
不满的情绪出现后，婆婆和媳妇又都会出现一种归因偏误，那就是认为婆媳关系就是婆媳关系，永远不会变成母女关系。有的婆婆说：“无论你怎么对她好，她也不会变成你的女儿的。”媳妇就更容易说：“哪个儿媳妇是婆婆养大的？她怎么会对我像对她女儿那么好呢！”她们都不懂得通过对方的母女关系来看对方的情感和人品，来体会对方的真情。如果用真情来换取真情，婆媳关系就一定会与母女关系一样，成为家庭关系的新的情感支柱。
